在香港五年规划的讨论中，有人建议借鉴上海、广东经验；有人认为不要过度干预市场；还有人指出，香港不要照搬内地模式，而应重视国际信誉，维持国际竞争力；亦有人强调，中国大陆在全球经济的分量和影响愈来愈大，要求香港规划未来5年进一步提升国际层面的地位和作用，等等。这些问题涉及香港五年规划，如何处理和定位与内地及国际的关系。有朋友建议笔者对此做些分析，并提出建议。本人主要看法有4点：
其一，香港五年规划如何处理与内地和国际的关系，事关如何把握国家“十五五”规划关于香港的定位，及如何落实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，应该高度重视。
其二，香港五年规划向内应是通过“借鉴”、“对接”等方式，达至“融入”国家发展大局目标。
其三，香港五年规划向外应是做好“对标”、“引领”，以更好“服务”国家开放大局。
其四，香港现在面对的问题是“干预不足”，需加强政策引导力度，现在不是指摘政府“干预过度”的时候。
香港向内是“借鉴”“对接”和“融入”
内地实行规划治理多年，积累了丰富经验，可供香港借鉴。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中，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是“五大中心”（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科创中心），跟香港的“四大中心”（国际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科创中心）最为接近。上海五年规划对港更具参考性。
上海五年规划严格根据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来制定，“五大中心”不仅构成顶层设计核心要点，更置于各战略任务的首位，并通过具体目标和指标确保落地实现，例如金融市场交易总额突破4500万亿人民币；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到5%以上，等等。虽香港与上海体制不同，但如何根据国家战略定位来思考和制订五年规划，香港可从上海“十五五”规划的架构格局和策略部署中有所借鉴。
香港制订五年规划，与邻居广东的关系则重在对接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的最重要平台，也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直接通道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推动粤港澳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、机制对接。这种衔接、对接，实质上是与国家发展规划的衔接和对接。广东省“十五五”规划不仅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第二章独立成章，而且对大湾区的产业科技合作、基础设施高效互联、要素跨境高效便捷流动、多个合作区建设等，都有所部署，甚至还针对地提出“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”。香港五年规划确实需要像《明报》早前社评建议的那样，将大湾区建设单独成章，对接广东省“十五五”规划。
可以这样说：香港五年规划与内地关系的关键词，应是“借鉴”、“对接”和“融入”，即通过“借鉴”、“对接”等方式，达至“融入”国家发展大局之目标。
习主席表示，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之目的，一方面是以和平方式对港恢复行使主权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，保持香港国际金融、航运、贸易中心地位。这是一国两制的底层逻辑，也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制定五年规划的底层逻辑。习主席还强调，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，巩固国际金融、航运、贸易中心地位，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，保持普通法制度，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。显然，如何在国家对外开放新格局里发挥更重要功能，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。
香港向外是“对标”“引领”和“服务”
在笔者看来，香港五年规划向外的关键词，应是“对标”、“引领”和“服务”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、航运和贸易中心，“对标”国际标准就是要确保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领先地位，保持与国际规则顺畅连接，更好发挥联通内地与世界的桥梁作用。
我们国家已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强国，是当今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这也要求香港在国际经济层面发挥“引领”作用，将传统的“超级联系人”向功能更丰富的“超级增值人”全面升级，不仅担当连接内地与世界的双向通道，更能引领全球投资者和企业走在经济发展最前沿，创造实质新价值。
例如在金融方面，不断加强人民币国际化核心枢纽地位，并从“融资中心”发展为“全能平台”，大力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、金融科技、绿色金融等新领域，于这些领域争取国际规则的定价权。贸易与专业方面，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，从市场准入、法律合规、国际仲裁到品牌推广，提供全链条专业服务。规则与标准方面，致力输出香港标准，加强与全球的“软联通”，包括金融监管、建筑资讯模型（BIM）、绿色建筑、航运服务等行业的成熟标准；参与制订全球规则，包括数字贸易、绿色债券、虚拟资产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讨论与拟订，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。
香港做好了向外“对标”和“引领”，就能够更好“服务”国家新时代对外开放大局。
香港是“干预不足” 非“干预过度”
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，且长期奉行“积极不干预”政策，现在引入一个被认为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相关联的“五年规划”概念，容易衍生所谓“姓社姓资”争论。庆幸的是，香港没有出现这一类的争拗，即使英国媒体的中文分析有意挑出“社会主义融合”议题，也无搞出什么波澜。这也可看作是香港成功“去泛政治化”的标志。
在这里，笔者也想对担心香港“照搬内地模式”、“过度干预市场”的说法，谈点不同意见。
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，具有高度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、跟国际规则顺畅衔接的营商体制，不可能照搬内地模式，中央也不希望香港这样做，因为中央高度重视并完全支持香港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、保持普通法制度、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。
至于过度干预市场的问题，本人却有相反看法：香港现在面对的问题是“干预不足”，不是“干预过度”。由于以往政府奉行“积极不干预”政策，过度依赖市场，未能有效发挥引导作用，以致多次错过产业转型发展机遇。香港现在最需要的是特区政府加强“干预力度”，及时“出手”填补市场不足，引入产业政策，把握“十五五”机遇推动经济转型。
正因如此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再强调，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要强化当家人意识，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，努力建设高效有为政府。也因为如此，李家超行政长官亲自主导编制香港五年规划，切实担负“第一人”责任，确保举政府之力、集众人之智，编制实施好本港五年规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