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举行纪念座谈会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专程来港出席并发表讲话，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亲临主礼并致辞。这是内地以外的一次重要座谈会，受海内外广泛关注。有朋友建议笔者结合今年“两会”本人有关“筹备制订台湾基本法 加快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”提案及当前有关“两制台湾方案”的讨论，谈谈纪念孙中山诞辰的时代意义。本人主要看法有3点：
其一，纪念孙中山诞辰的最重要时代意义，就是推动讨论“两制台湾方案”，加快祖国统一进程；其二，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和“爱国者治港”的宝贵经验，对于“一劳永逸”解决台湾问题，具关键参考价值；其三，参考香港经验，应尽早成立制订台湾基本法的预备委员会，为起草谘询展开前期准备工作。
解决台湾问题 正处关键节点
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谈到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时指出：“振兴中华、国家统一是他的毕生追求。”粤港澳地区是孙中山先生的诞生地和成长地，也是其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、革命事业的重要承载地。香港又是一国两制的率先垂范之地，在港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座谈会，具特别意义。这次座谈会的出席人士，包括两岸及港澳地区社会贤达、学者专家、工商翘楚、青年学生等各界代表，及来自海外的侨胞和孙中山先生亲属后代等约300人。座谈会以习近平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孙中山先生两大毕生追求——“振兴中华、国家统一”——开展讨论交流。
今天的中国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最重要时代意义，就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。当前，解决台湾问题正处关键节点。先看祖国大陆方面：强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，综合国力跃升，大陆经济总量已是台湾的23倍以上；军事上，大陆已掌握“区域拒止”的压倒优势，有能力打败任何企图干预两岸统一的外来之敌，为“和统”或“武统”提供了决胜保证。
再看台湾岛内情况：“台独”势力挑衅与破坏加剧，以赖清德为代表的民进党当局，不仅政治上否定“一个中国”原则，经济与文化上“脱钩断链”，而且“倚外谋独”，美国及其附庸国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，企图利用台湾问题阻碍中国民族复兴大业。同时，台岛内已打破政治禁忌，开始出现“两制台湾方案”的讨论，标志着两岸关系的讨论从“是否统一”实质转向“如何统一”。
显然，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日益成熟，统一进程已进入“加速期”。对孙中山先生的最好纪念，当然是为推进祖国统一献计献策、凝聚合力，尤其是要推动讨论“两制台湾方案”，实质推进祖国统一进程。正如全国政协第十四届常委会通过《关于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的决定》所要求的那样：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，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。”
从香港“黑暴”看台湾“一劳永逸”
一国两制原本是因台湾问题而提出，由于香港和澳门回归在前而率先落地。讨论“两制台湾方案”，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经验应有参考作用。但在《港区国安法》颁布实施后，不少人曾对此持否定态度。笔者认为，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，为讨论“两制台湾方案”提供了重要借鉴，特别是维护国安和“爱国者治港”，是用极大代价甚至是鲜血换来的经验，对于“一劳永逸”解决台湾问题，有关键参考价值。
今年9月15日北京香山论坛上，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的一句话“祖国统一，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”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。对于这个“一劳永逸”，外界有不少解读。在笔者看来，讨论“一劳永逸”不能离开香港回归以来所经历的动荡波折，尤其是2019年的黑色暴乱。
2019年香港的黑色暴乱，本质上是西方敌对势力幕后操纵策动的、一场企图颠覆香港秩序和夺取管治权的“颜色革命”。 正是颁布实施港区国安法，香港才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。香港回归后出现动荡以至黑色暴乱，也跟当时选举制度存在明显漏洞直接有关，未能确保管治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，“反中乱港”分子及激进势力通过选举进入香港治理架构，在议会内外形成“议会抗争＋街头暴力”的破坏链条，挑战法治与宪制秩序。随着2020年国安法实施及2021年完善选制，“爱国者治港”原则于法律和选制层面得到全面落实，香港的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得到根本保证。
基于香港经验教训，对“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”，应该这样理解：不止是在领土上统一台湾，还须从法律制度上，铲除统一后在台湾制造动乱的内部和外部根源。因此两岸统一后，必须颁布实施“台湾国安法”，斩断外部势力干预台湾事务的魔爪，确保台湾的国家安全；也必须确立全面落实“爱国者治台”的法律与选制，堵死“反中乱台”势力进入台湾管治架构漏洞，确保台湾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。唯有如此，方能“一劳永逸”确保台湾长治久安。这些安排理应是“两制台湾方案”重要内容，需充分讨论、早做安排。
本人今年“两会”提案，建议及早启动筹备制订台湾基本法的工作，受有关方面和舆论重视。今年9月，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探讨“两制台湾方案”座谈会，20多名与会学者达成12点共识，包括：应尽快制定“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”，以建立统一后的治理制度和法律框架。这与本人的“两会”提案相呼应。
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的启示
经历过香港回归历程的人，应都记得以下两件事：一是香港《基本法》起草工作历时4年8个月，时间相当长；二是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，设立“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”。当时历史背景是，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单方面抛出“三违反”（即违反《中英联合声明》、违反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，及违反中英已达成的谅解和协议）的“政改方案”，破坏“直通车”安排。根据199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，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要到1996年内才设立。但到了1993年，距离1997年回归只剩4年，本来时间就非常紧迫，有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急需提前着手；加上英方破坏“直通车”安排，中方需“另起炉灶”，香港特区的筹备工作更是刻不容缓。于是，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应运而生。
借鉴香港经验，笔者特建议及早研究成立制订台湾基本法的预备委员会。其好处不仅在于有效引导推动“两制台湾方案”的探索讨论，更重要是为台湾基本法的正式起草和谘询，开展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，包括前期法制和民情研究、重点领域探析，建立中央平台广泛收集两岸（尤其台湾各界）对“两制台湾方案”的意见建议，参考港澳基本法草拟台湾基本法的初步讨论框架，以至初拟起草委员会、谘询委员会成员名单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