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舉行紀念座談會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鄭建邦專程來港出席並發表講話，行政長官李家超也親臨主禮並致辭。這是內地以外的一次重要座談會，受海內外廣泛關注。有朋友建議筆者結合今年「兩會」本人有關「籌備制訂台灣基本法 加快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」提案及當前有關「兩制台灣方案」的討論，談談紀念孫中山誕辰的時代意義。本人主要看法有3點：
其一，紀念孫中山誕辰的最重要時代意義，就是推動討論「兩制台灣方案」，加快祖國統一進程；其二，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和「愛國者治港」的寶貴經驗，對於「一勞永逸」解決台灣問題，具關鍵參考價值；其三，參考香港經驗，應盡早成立制訂台灣基本法的預備委員會，為起草諮詢展開前期準備工作。
解決台灣問題 正處關鍵節點
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談到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時指出：「振興中華、國家統一是他的畢生追求。」粵港澳地區是孫中山先生的誕生地和成長地，也是其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、革命事業的重要承載地。香港又是一國兩制的率先垂範之地，在港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座談會，具特別意義。這次座談會的出席人士，包括兩岸及港澳地區社會賢達、學者專家、工商翹楚、青年學生等各界代表，及來自海外的僑胞和孫中山先生親屬後代等約300人。座談會以習近平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為指導，緊緊圍繞孫中山先生兩大畢生追求——「振興中華、國家統一」——開展討論交流。
今天的中國，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最重要時代意義，就是推進祖國統一大業。當前，解決台灣問題正處關鍵節點。先看祖國大陸方面：強國建設成就舉世矚目，綜合國力躍升，大陸經濟總量已是台灣的23倍以上；軍事上，大陸已掌握「區域拒止」的壓倒優勢，有能力打敗任何企圖干預兩岸統一的外來之敵，為「和統」或「武統」提供了決勝保證。
再看台灣島內情况：「台獨」勢力挑釁與破壞加劇，以賴清德為代表的民進黨當局，不僅政治上否定「一個中國」原則，經濟與文化上「脫鈎斷鏈」，而且「倚外謀獨」，美國及其附庸國日本和一些西方國家，企圖利用台灣問題阻礙中國民族復興大業。同時，台島內已打破政治禁忌，開始出現「兩制台灣方案」的討論，標誌着兩岸關係的討論從「是否統一」實質轉向「如何統一」。
顯然，解決台灣問題的條件日益成熟，統一進程已進入「加速期」。對孫中山先生的最好紀念，當然是為推進祖國統一獻計獻策、凝聚合力，尤其是要推動討論「兩制台灣方案」，實質推進祖國統一進程。正如全國政協第十四屆常委會通過《關於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活動的決定》所要求的那樣：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、推進祖國統一大業，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來。」
從香港「黑暴」看台灣「一勞永逸」
一國兩制原本是因台灣問題而提出，由於香港和澳門回歸在前而率先落地。討論「兩制台灣方案」，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應有參考作用。但在《港區國安法》頒布實施後，不少人曾對此持否定態度。筆者認為，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，為討論「兩制台灣方案」提供了重要借鑑，特別是維護國安和「愛國者治港」，是用極大代價甚至是鮮血換來的經驗，對於「一勞永逸」解決台灣問題，有關鍵參考價值。
今年9月15日北京香山論壇上，中國前駐美大使崔天凱的一句話「祖國統一，我們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」，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。對於這個「一勞永逸」，外界有不少解讀。在筆者看來，討論「一勞永逸」不能離開香港回歸以來所經歷的動盪波折，尤其是2019年的黑色暴亂。
2019年香港的黑色暴亂，本質上是西方敵對勢力幕後操縱策動的、一場企圖顛覆香港秩序和奪取管治權的「顏色革命」。 正是頒布實施港區國安法，香港才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。香港回歸後出現動盪以至黑色暴亂，也跟當時選舉制度存在明顯漏洞直接有關，未能確保管治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，「反中亂港」分子及激進勢力通過選舉進入香港治理架構，在議會內外形成「議會抗爭＋街頭暴力」的破壞鏈條，挑戰法治與憲制秩序。隨着2020年國安法實施及2021年完善選制，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於法律和選制層面得到全面落實，香港的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得到根本保證。
基於香港經驗教訓，對「一勞永逸解決這個問題」，應該這樣理解：不止是在領土上統一台灣，還須從法律制度上，剷除統一後在台灣製造動亂的內部和外部根源。因此兩岸統一後，必須頒布實施「台灣國安法」，斬斷外部勢力干預台灣事務的魔爪，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；也必須確立全面落實「愛國者治台」的法律與選制，堵死「反中亂台」勢力進入台灣管治架構漏洞，確保台灣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。唯有如此，方能「一勞永逸」確保台灣長治久安。這些安排理應是「兩制台灣方案」重要內容，需充分討論、早做安排。
本人今年「兩會」提案，建議及早啟動籌備制訂台灣基本法的工作，受有關方面和輿論重視。今年9月，香港大學北京中心舉行探討「兩制台灣方案」座談會，20多名與會學者達成12點共識，包括：應盡快制定「台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」，以建立統一後的治理制度和法律框架。這與本人的「兩會」提案相呼應。
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的啟示
經歷過香港回歸歷程的人，應都記得以下兩件事：一是香港《基本法》起草工作歷時4年8個月，時間相當長；二是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，設立「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」。當時歷史背景是，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單方面拋出「三違反」（即違反《中英聯合聲明》、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，及違反中英已達成的諒解和協議）的「政改方案」，破壞「直通車」安排。根據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決定，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要到1996年內才設立。但到了1993年，距離1997年回歸只剩4年，本來時間就非常緊迫，有大量前期準備工作急需提前着手；加上英方破壞「直通車」安排，中方需「另起爐灶」，香港特區的籌備工作更是刻不容緩。於是，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應運而生。
借鑑香港經驗，筆者特建議及早研究成立制訂台灣基本法的預備委員會。其好處不僅在於有效引導推動「兩制台灣方案」的探索討論，更重要是為台灣基本法的正式起草和諮詢，開展必要的前期準備工作，包括前期法制和民情研究、重點領域探析，建立中央平台廣泛收集兩岸（尤其台灣各界）對「兩制台灣方案」的意見建議，參考港澳基本法草擬台灣基本法的初步討論框架，以至初擬起草委員會、諮詢委員會成員名單等。